顾炎武不是什么擅长阴谋诡计之人，他只懂堂堂正正的做事，想方设法帮自己的主公占住大义名分。
张煌言的脑子就要比他灵活一些，毕竟人家历史上是能率领抗清队伍转战近二十年的一方豪杰。
如今跟着朱树人配合多年，他对这位雄才大略的表弟了解也非常深入。
所以听了顾炎武的转述后，张煌言虽然当天没有琢磨过味儿来，一两天后，却也慢慢体会到了朱树人的潜台词。
“表弟这莫非是有点想养寇自重，留个筹码在手上。防止陛下的乱命，拿他四处救火么？”
刚想到这点可能性的时候，张煌言也是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试图把这种可怕的念头从脑海里驱赶出去。
但是思想这种东西，一旦萌发了，就是最难消灭驱逐出去的——现实世界可没有《盗梦空间》或者《女神异闻录》，想改心洗脑还是省省吧。
冷静下来之后，张煌言觉得这种想法也能理解——如今都崇祯十六年了，有这样想法的武将、督抚，其实远不止一个。
对皇帝的忠诚不绝对，并不就是想取而代之，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。
尤其崇祯这人爱面子，政策缺乏弹性，地方督抚和武将一点小失误，就容易被上g上线问罪削职。所以很多生出保存实力、养寇自重想法的官员，图的只是一个自保。
他们并不想要取代崇祯，想的只是崇祯也没法撤换他们。
张煌言反复琢磨，觉得表弟最多也就是这种心态。
考虑到崇祯不让他升总督、兼抚四川，要安插方孔炤来分化，还不让他和方子翎联姻……
这么多操作下来，也算是君疑臣在先，臣为了自己的安全留点后手，无可厚非。
心病去了之后，张煌言好歹也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而且他不仅要自己做，还要潜移默化给同行的刘国能、袁时中、朱文祯也灌输，让他们不要去多想抚台大人和陛下之间的对错，只管执行命令，打好眼前的仗。
张煌言还得适当地借用朱树人和顾炎武往年提供的理论武器，再强调一下“亡国”和“亡天下”的区别，
稍稍灌输一下民族主义，让这些将领们心中进一步植入“眼下汉人江山危如累卵，一家一姓的荣辱，远比不上驱除鞑虏，确保汉人不被奴役来得更重要”的想法。
这种说辞，如今拿出来还稍稍显得有点早，毕竟鞑子还没进北京，但大家也都能理解，提前灌输起来也不算错。
如此几日之后，从精神思想准备方面，和攻城的物质准备方面，都准备充分之后，张煌言便带着部队，对乐山县展开了攻城。
这天，已经是二月二十四了。
……
孙可望抵达乐山周边，阻挡水路官军北上，也有十几天了。
这段时间里，他的心情同样忐忑复杂。
在张献忠诸义子中，孙可望算是至今为止最受信任的一个了，谁让大半年前，他劝张献忠别去湘西，别到长沙和衡州跟官军纠缠，这个劝谏最终被历史证明非常正确呢。
相比之下，李定国和刘文秀，都在那次决策中，被张献忠扣掉了好多印象分。而李定国后来更是有一系列的作战不力和保存实力嫌疑，被张献忠进一步冷藏。
但是，孙可望的受信任，也在入川成功之后，撕开了第一道裂痕——打下重庆的时候，孙可望也跟李定国一起，劝谏了张献忠别搞屠杀，应该尽快收拢民心，而不是“屠一城，以所得钱财拉拢周边没被屠的城的穷人”。
至于当时拉拢民心和壮丁需要钱财，孙可望也觉得没必要非得抢劫，因为张献忠此前逃离湘西的时候，手头还是有一大笔通过在湖南屠掠所得的金银细软的。
当初在衡州之战结束后，朱树人让朱文祯以骑兵追击，倒也追回价值数百万两的财物，但毕竟没法全部追回。
张献忠在湖南时，大搞屠城劫掠，巅峰时所得何止一千多万两？就算被朱树人后来截获追回一半上下，张献忠抵达黔中道时，至少几百万两的金银还是有的。
如果把湖南地区屠杀抢到的余钱，统统用来散财收买四川人，说不定在重庆就能彻底站稳脚跟。
但张献忠显然是穷怕了，总觉得身边如果连三五百万两余财都没有，就容易出现“把军队赔光之后，下次再想随时东山再起的本钱都没了”的情况。
他的守财奴心态，让他必须确保自己军中的财富如滚雪球一般，不能彻底把本花光。这种心态最终也导致了重庆城内的二十多万人被屠杀一空，全部抢光。
孙可望在那次劝谏中，跟义父留下了一些裂痕，还感叹：好不容易到了一个百姓闭塞淳朴、不知道我们在外地劣迹的地方，不趁机假装仁德收买人心，还是以老样子屠掠，如何能得人心长久？
（注：此为史实，张献忠初入川后的屠戮，孙可望和李定国都有过微词。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他们最后跟南明和解了，认了永历为正朔，所以《明史》给他们留面子说好话）
当然，这种裂痕，是张献忠和他的三大义子都有的，并不唯独针对孙可望。但随后一个多月里，张献忠军内部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，一时暗流涌动，人心惶惶。
张献忠军此前在重庆屠城时，说是“二十余万为之一空”，但实际操作上，也并不是把所有人都杀了的，主要是杀男人，老人，还有男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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